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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寺观•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东山书院”条。]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聪明池”。]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宫室》。]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黄榦：《勉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叠院”条。]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页。]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郑獬《郧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141页。]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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