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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苏轼有这等见解，其实并不奇怪，今人因为偏见，往往以为古代的儒生连算术都不会，其实中国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横行的时代，许多的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让苏轼如此夸赞石越的几本书，被后世称为“石学”，也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本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浅薄，其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有些现代人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没有用于战争——但实际上，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国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全部把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虽然这几本书的意义非常凡响，但是对于石越来说，却是只能苦笑的事情。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文科生，《算术初步》还好一点，至少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还不错，许多理论记得很清楚，至少也有初中水平；可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他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分子式？那不是开玩笑？全书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两万多字写完，估计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地理初步》提出地圆说，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实际上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不相信，那是那难免的了——估计结果就是被人当成《山海经》第二；《生物初步》没有说物种起源——他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烦，只是说了化石的作用，又说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虽然生物是石越学得最好的，但是也是最难写的，全是顾虑；《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最好写的一部书。
“石学七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为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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