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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可以说是复杂无比的，但是总体方向而言一直都是处于敌视状态可以说，清廷从同治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两国都把对方当成了潜在的敌人日本海军最初的建军目标更是直指北洋水师，而甲午年间的一场战争，更是把两国的关系定位到了敌对国的状态。
近代远东就这么大点，不管是市场还是工业原料，是养不起两个文明国家的，正所谓有中国没日本，有日本就没中国，两者想要共存的话就是个笑话。
清廷自庚子后开始改革，虽然诸多问题层出不穷，但不管怎么说这短短的十余年内中国的发展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其最工商业和军队的发展更是让日本越来越感到危机感。尽管目前中国的实力无法挑战日本，但是岛国的危机感向来是浓厚的。所以在日俄战争胜利后的日本一方面继续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一方面大力扶植孙文为首的中国革命党，试图给中国造成内部混乱，从而干扰中国的发展。
实话说，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大力扶持的同盟会竟然能够真正掀起一场辛亥革命来，开始其本意不过是为了中国制造麻烦，动摇清廷的统治基础而已。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时，诸多日本权贵是做梦都笑醒好几回啊
当即日本上下就是活动开来，派出了大量的公开或秘密使者联络中国各方势力，有清廷的政要，有同盟会的首脑人物，还有各地督抚的实权派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乱下去，最好是重演一场发匪之乱。
陆军部的一份秘密报告甚至指出，只要让中国陷入内战状态，那么关东州的驻军就有把握短时间内彻底拿下东北地区，进而威逼北京，甚至借口这场动乱直接派军的话，陆军有把握半年内拿下整个北中国。这份秘密报告虽然脱离了实际，没有提及列强的干预以及后续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但是却指明了一点，那就是一个混乱的中国对日本是最有利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山县有朋为首的陆军部等人磨拳搽掌，不但关东州驻军已经处于战备值班状态，国内的一个常备师团甚至也完成作战准备，准备应对中国可能出现之变化，保卫日本在中国之利益。
然而不管是激进的陆军部如何进言，以稳健的文官系统却很清楚日本目前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政治条件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战争。自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然赢得了战争，但是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外债，高达二十多亿日元的外债超过日本年税收的六倍，以目前日本的财政状况而言，甚至难以支付这些外债的利息，财政紧张，军费自然是大幅度跳水。为了维持财政运转，日本国内实行了高额税收，民众苦不堪言，由此造成政局不稳。同时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独占东北之利益，排斥英美等国资本，同时又让远东局势动荡，英美法等国早已不满。
日俄战争后到一战前这段时间里表面上日本打败了俄国成为列强一员，然而实际里却是日本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可以说，目前日本不管从经济还是国内政治又或者是外交上都没有足够的条件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涉外战争。
不但西园寺公望内阁反对大规模的直接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就连海军派的将领们也严厉反对，原因嘛很简单，如果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企图彻底解决满洲以及蒙古等问题的话，势必陆军要大涨军费。而军费就这么多，陆军要多了海军自然就少了，这样的情况是海军元老们决不能答应的。
如此情况下，日本的政要们自己吵了好多天后，终于是拿出了一个对待辛亥革命的政策来，那就是：“遇有良机则努力渐进扩大我国的权利，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须等待对我最有利时机的到来”
根据这一个方针，日本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政府通过驻华陆军、驻外机构、黑龙会等多种渠道，分别与清政府和革命军等多方中国势力接触，同时给予双方军火和经济援助，以便不管哪方胜利，都能使日本扩大在华权利，同时更期望双方能够形成持久之内战，造成实际性分裂，进一步消耗中国实力，以便以后日本彻底吞占中国。
山县控制的军部对这一政策自然是强烈不满的，他们希望派兵一举占领满蒙，可是却被西园寺顾虑重重而被搁置。对此山县满腹牢骚，指责西园寺采取坐视旁观政策，以致失掉千载难逢机会，实为国家不胜哀痛。
原时空历史中的日本之所以支持北洋中后期皖系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奉系之张作霖，前期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就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
福建位于台湾对面，又是第二个光复的省份，同时陈敬云还率先完成了省内统一并高调派军出省。这样一来日本人很自然的就注意上了陈敬云，通过一番电文往来后，日本外交部就给日本驻福州领事下了命令，前去接触陈敬云，打探清楚陈敬云对帝国之态度。
如此，才有了日本驻福州领事佐藤凉介今日一行。
对于这些缘故，陈敬云自然是不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绕，只是知道一些表面的东西。
佐藤凉介和这年头所有的外交家穿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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