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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常有人说明亡于万历，也有说明亡于嘉靖的。其实抛开明代祖制和封建社会自身劣根性不谈，从政务实操层面上来说，明代灭亡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是叶淇推倒的。
在盐法初坏之时，弘治帝若能头脑清醒，明白开中之法对明朝边防的重大意义，就不会被叶淇忽悠改为盐引折色，而应该反向解决开中法出现的问题。
改了盐引折色后，直接带来的三个破坏性后果：一是朝廷虽获得了年入百万两银子的短利；但数年之后彻底崩坏的开中法让九边粮草转运成本激增，最后增加到数千万两以上。到崇祯时，虽狂加辽饷，仍杯水车薪。
二是商垦荒废，致使边地粮价高企，形成恶性循环。九边日益高涨的粮价导致财政枯竭，而被财政枯竭压垮的朝廷继续搜刮民间，最后积重难返。
三是继续加重了边防和内地的吏治腐败。盐引折色之后，自弘治帝以降，皇帝大肆滥赏盐引，再加上九边文官、武将偷卖，户部发引前被请托等等，导致盐引大量集中在权贵豪商之家和内廷大珰之手，他们都将持引获利视为平常。开中取引的正经盐商守支多年，破产者数以千计——朝廷付出了盐利流失和边防粮草自行转运的双重代价，仅仅富了这些食利阶层。
因此，万历初年的有识大臣例如王国光这样的，向朱翊钧喊出“大明危矣！”这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就不足为奇。
朱翊钧听几个人细细讲解了开中法崩溃的危害之后，心知盐政兴革的越早，朝廷财政失血的情况就会改善的越早，对以后的改革其利甚大，不容怠忽。
理了理思路，朱翊钧问道：“弊端已知了，如何兴革？”说完，目视张居正，看看这能臣有什么好办法。张居正则示意王国光，让他回奏。
王国光道：“臣等商议了，有向前、向后两法。向前则比叶淇变法更进一步，用‘窝本’之法，逐年消化掉未支盐引，重鼓盐商之心；向后则利用今年晒盐，产盐量大的时机，将未支盐引全数兑付，退回开中之法！”说完，细细解释何为“窝本”之法。
窝本之法在原时空由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提出，但此前朝廷已经讨论多年。以王国光之能力，此前已知皇帝要兴革盐政，脑花儿一冒泡，就得出了和袁世振同样的办法：
将天下所有盐引（未支）和新发的分为十纲，每年一纲为旧引，另外九纲为新引，称为窝本。九纲新引由商人直接向盐场收购运销，从此朝廷不收盐。收买和运销权都归于盐商，盐商的窝本可以世袭。
这种方法针对的是朝廷盐场壅积——晒盐增加后的必然结果和盐商守支的现状，一举解决了官盐销路和盐引积压问题，只要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除了九边粮草问题未解决外，基本解决了现存问题。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积压的盐引分多年消化，权贵豪商不至反弹——算是将此时盐利的灰色分肥合法化。
王国光将窝本之法细细讲了，朱翊钧听明白后，问道：“朕有几个问题。”
“一是天下盐场总产量多少斤？灶丁户数和口数多少？今年全数晒盐，预计增加产量多少斤？积存未支的盐引有多少？”
王国光等情知免不了此问，早有准备，此时回道：“皇上，万历元年，全国产盐四万万九千余万斤，有灶丁一百二十六万八千有奇。”
顿一顿道：“此时未支盐引户部不能全部掌握，从嘉靖元年开始统计来看，计有四百二十万小引，八万万五千余万斤。”
听王国光说产量居然能达到接近五亿斤，朱翊钧心里有了数，示意他接着说。
王国光又奏道：“按皇上去年的旨意，此际两淮、两浙、福建、广东等盐司应在兴建晒盐滩场；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到今年六月，有条件的，都把煎盐转晒盐。若督促得力，臣估摸着或能增产一倍。到明年年底或能到十五万万斤。”
朱翊钧听了点点头，问道：“晒盐场兴建过程有何难处？”
王国光回道：“回皇上话，各地晒盐场皇上都派了去年已经学会晒盐的中官和匠户指导，选址平滩，立闸引水都没什么问题。唯有工程浩繁，各地盐司无银米、工料可支，或有为难者，恐不能如期完工。”
朱翊钧听了，对张居正道：“盐场之兴革，为万历二年之头号工程。老先生随后要发朕的旨意，让属地官员全力以赴，保障支援。另外，朝廷要立即派钦差查看，督促各地加紧施工，若有怠玩的，严惩不贷！”张居正应了。
朱翊钧又问王国光道：“年产近五万万斤，此时盐价多少？”
王国光道：“回皇上话，盐价由引价定，引价由米价定，米价由边防远近而定。万历元年，九边淮盐引价大致为一小引二百斤半两银，按官文算大概四斤盐七文钱。此为盐商取盐之本也。”
张居正此时接过话头道：“但盐商取盐后，加上运费、钞关之费和额派摊加，至京师售卖时，盐价大概三十官文一斤。其他地方，视离盐场远近不等，低者二十官文，高者二、三百官文一斤。”
朱翊钧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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