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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本不是这个意思，因被朱翊钧引导话题，自己先说出“人祸”二字。此时皇帝杀意已露，他却往后退不得了。
只好顺着话头道：“是，臣请会审凝萃殿工程案，锦衣卫堂官和东厂派员旁听。”
朱翊钧听了，先不说同不同意，转移话题道：“工程督造事，向来官吏贿贪多发。《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老先生，这吏治腐败，不治理不行了。”
张居正回奏道：“皇上说的是，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微。臣也知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然则考成法方见成效，官吏啧有烦言，若大兴反腐，或致动荡。”
朱翊钧闻言，苦笑两声。随后坚定意志，厉声道：“我朝虽有重律，现在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长此以往，考成之法也成害民之法也。到那时，咱君臣两个还往何处退？此际，已退无可退，唯有披荆斩棘，破此障雾！”
张居正闻言，心里面打翻了五味瓶相似。其实他何尝不想整顿吏治，其于隆庆年间上奏的《陈六事疏》，阐述的改革思路，基本上围绕着人事和吏治问题。
然而，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历来以“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为圭臬，此时考成法刚出一年，操切间厉行反腐，必遇逆流。
逆流张居正不怕，平台召对时，张居正已经向朱翊钧表示“身后之事，尽付阙如”。
先无论当时表态真假，张居正此时考虑的却是，倘若厉行反腐导致朝政动荡，皇帝顶得住吗？太后顶得住吗？这些问题都是要深入考察的，若无把握，绝不轻发。
虽听了朱翊钧的决心表态，张居正仍劝道：“皇上，反腐倡廉放松不得，但大肆兴革却不急于一时。以臣之见，朝廷此际用人仍要‘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一切以功实为准，不徒眩虚名，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按：sheng，白内障，引申为过错）掩大节。皇上属意王国光，即此之谓也。”
朱翊钧听张居正拿王国光做例子，笑道：“老先生与朕一般，都功利之徒耳。”
张居正见他淡定下来，以为皇帝操切之心稍歇，也微笑道：“皇上，官习日敝，民伪日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
“此际，未必大张旗鼓，可就事论事。隆庆六年时朝廷已施京察、外察，按六年一京察，三年一外察之例，若以太妃罹难之事再行京察，臣恐百官无心视事，而以钻营为务。”
朱翊钧听了，微笑道：“朕意非在京察，而在都察院。朝廷专委御史、科道而行纠举，成效朕不满意。六科十三道风闻奏事，被参之官或申辩、或攻讦，都是空对空。”
张居正听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嘴听朱翊钧继续道：“朕想扩大都察院，改一地专责一人而纠察的陋规，每道至少八人，并加巡视、调查之权，分锦衣卫之一部设在都察院之下！”
张居正听了，觉得匪夷所思。一时间没有全盘想透，下意识问道：“锦衣卫为军，都察院为文，如何混杂？”
朱翊钧又转了话题道：“东厂虽为成祖所设，然百年来与朝臣相争无了时。朕欲将东厂、锦衣卫合并，重立锦衣亲卫军，掌邑卫宸居和卤簿、仪仗和探查诸事；内设内情局二，掌国内情报事，其中局下一科为都察院所辖用；军情局一，掌军事情报事，与兵部共享；监察局一，掌锦衣亲军内部监察。设两个指挥使，由内官和勋贵分掌。如此兴革，朕欲收情报统一之效。”
张居正听了，心神摇动。朱翊钧拟裁东厂，为成祖以来最大的德政。
张居正历事三朝，最近时常将朱翊钧和世宗、穆宗相比。其较之世宗，最大特点是不以权术治政，多秉正道而行。虽偶有突发之想不着边际，但查其本心，偏向社稷、民生居多。
与穆宗相比，朱翊钧勤俭克己，励精图治方面简直把穆宗甩的影子都看不着。在性格方面，坚毅果决，谋定而动，较之穆宗的敏感自卑，如同耙耳朵一般，相差更不可以道里计。
此时朱翊钧年岁小，若能持之以恒，张居正敢指着天说：“太祖以来，能振兴中国者，非今上莫属。”
这明君虽然有这许多好处，但作为秉政元辅，张居正比原时空何止累了三成。
在原时空，万历三年，张居正才援引张四维入阁，分担政务。且张四维入阁后，就是个张居正的受气包，童养媳。
但在本时空，因朱翊钧惕励勤劳，宵衣旰食，张居正在万历二年年初就受不了，按照皇帝的暗示，将王国光推成东阁学士。
而且皇帝如他自己所说，为功利之徒，如欲取之，先必予之。这德政一出，必有后文。
顺着皇帝话头，张居正问道：“设立四局二指挥使，皇上如何掌总？”
朱翊钧听了，微笑道：“我朝王候勋家，朝廷都配了勋卫，朕却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朕欲成立侍从室，选勋贵、文臣、武将、内官若干，内大臣一名，为朕耳目手掌。这内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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