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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受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引入了承包制，允许甚至是鼓励厂长、经理对企业进行承包。企业承包制往往是以利润或者资产增值为目标，在一个规定的指标之上，企业如果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或者资产增值，承包者就可以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己的承包奖励。
承包制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承包者对企业的经营成果负责，也就必须拥有经营的自主权，这样就打破了传统上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僵化管理模式。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工商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一环。
但是，在承包制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承包制具有“负盈不负亏”的特点，企业赚了钱，厂长经理可以拿高额的承包奖金，而如果企业亏损了，厂长经理充其量只是罚酒三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措施。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80年代，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存款，要让承包者拿出多少钱来作为抵押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拿工资做抵押，也不值几个钱。厂长经理承包企业，属于为国分忧，国家也不可能让他们去承担倾家荡产的风险。
正因为赚了钱有奖，亏了钱无罚，所以许多承包厂长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之所以要加上一个引号，是因为一部分人的所谓改革措施，其实就是瞎折腾，生生把一些还有活力的企业给折腾到了资不抵债的状态。更有一些承包者，索性监守自盗，用各种方法侵吞企业的利润和资产，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国家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提出建设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些地方开始推行用入股承包的方法来取代原来的承包制。这种方法要求承包者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入股企业，使企业的兴衰与承包者的个人利益挂钩。由于承包者在企业中拥有股权，企业如果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对于承包者个人也是有好处的，这就能够促使承包者放弃短期行为，转而追求企业的长久繁荣。
具体到黄丽婷提出承包东区商店的事情，其实家属工们的指责也是有道理的。如果黄丽婷不能拿出一笔资金来作为抵押，仅仅是用扣一半工资作为代价，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黄丽婷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承包地位，把商店的资产转移到个人腰包里去，而她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420元而已。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唐子风对黄丽婷问。
黄丽婷说：“我想过了，人一辈子不能总是安安稳稳的，要想富贵，就要冒风险。我打算重新和公司谈承包条件，我拿出2万元来入股，占三成的股份。商店的一切要由我说了算。如果商店亏本了，我这2万元就算是打了水漂。如果商店赚了钱，我要按三成来分红。谁如果不服气，同样拿出2万元来，我黄丽婷愿意给他打工。”
“2万元！”唐子风一惊，“黄师傅，你居然是个隐形的富婆！”
“什么隐形的富婆！”黄丽婷嗔怪地瞪了唐子风一眼，然后撅着嘴说：“这些钱都是我借来的。你不是说我脸色难看吗？我昨天才从老家回来，我在老家跑了五六天，把亲戚朋友和中学同学家的门槛都踩烂了，这才借到2万元钱。如果这些钱亏了，我这辈子都不敢再回去了。”
1994年，中国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是1796元，按一家三口人计算，全家的存款余额大约是5000元左右。但这个数字是平均意义上的，此时百万、千万级别的富翁都已经不稀罕了，但像临一机这样长期亏损的企业，职工家庭拥有1000元的存款都是比较难得的，这也就是唐子风听说黄丽婷能拿出2万元来入股时会感觉到惊讶的原因。
黄丽婷是个狠人，家属工们对她承包一事的抵抗，激发了她的争强好胜心。此外，唐子风向她描述过的美好前景，也让她怦然心动。在了解了临河市一些商业企业的承包方法之后，她下了决心，打算倾尽家产来承包东区商店。
她评估过东区商店的价值，不算商店的房产，整个商店的商品资金也就是七八万元的样子。她打算自筹2万元入股，占商店的三成股份，同时向公司要求获得对商店的完全管理权。
临河市的许多商店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承包的，那些承包者想不到开超市的方法，仅仅是对门店的经营品种、服务态度等进行了调整，一年也能赚到上万元的承包收入，两三年时间就把当初入股时交的钱给赚回来了。黄丽婷觉得自己不会比那些承包者更差，最不济也不至于把承包款给赔进去。
带着这样的想法，黄丽婷回了一趟自己的老家，开始向亲戚朋友借钱。在她的亲戚朋友中，也不乏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拿出一两千元并非难事。黄丽婷卖了无数的面子，甚至不惜向当年暗恋过她的一些男生抛了无数媚眼，最终成功地筹到了2万元。至于在她返回临河之后，当地不少小康之家爆发了内战，打得昏天黑地，这就不是她要关心的事情了。
“钱还是少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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