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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到官僚士绅名下，向官僚士绅交纳一定的费用以逃避国家的税赋，这些“聪明人”不交税了，剩下的傻瓜就得把聪明人要交的税给补上，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官僚士绅名下不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多，自由民名下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少，自由民的负担因此越来越重。在此基础上，各级官僚以收税为名额外搜刮若干，同时，发放军饷时，各级文武官僚还要瓜分若干，****被搜刮——有意见；士兵拿不到足额粮饷——要骂娘。
这个时候，各级官僚和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的是反格命两面派的作用，文官一面煽动****骂皇帝苛捐杂税，一面自己中饱私囊，军官把军屯的土地全部瓜分完之后，一面骂皇帝发的军饷不够，一面克扣军饷、养家丁。
于是这些骂名，全是老朱家皇帝担了，于是老朱家皇帝是二师兄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对此，老朱家皇帝一点脾气都没有，因为皇权的基础——暴力体系出问题了。所谓的暴力体系，无非就是军警宪特。这里头，当时的警基本就是六扇门里的鹰爪孙，为各级官僚控制，宪特在当时叫厂卫。厂卫体系倒是皇帝通过太监来控制，只是太监也被渗透了，尤其是崇祯年的厂卫体系，领头的曹化淳、高起潜之流已经跟官僚体系沆瀣一气，高起潜更是直接被辽西将门集团拉拢过去，著名汉奸吴三桂在投敌前就是高起潜的干儿子。
军队的局面就更加糟糕。
大明朝廷施行的是强干弱枝政策，摆明了不信任京营以外的军队，从于谦时代开始就明确规定外军不得进北京城——免得你玩“清君侧”啥的搞571工程。要命的是皇帝绝对信任的京营，却也被官僚机构腐蚀得极其彻底，京营掌握在勋贵手里，若干年下来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后来京城的官员和太监也来分一杯羹，许多官员和太监的家政人员，都占着京营的编制领公务员薪水。
——不知不觉中，皇帝作为反洞统治阶级的最高首脑，却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手里没兵，只有若干太监和特务(可靠程度存疑)，所以文官不听他的，将门不听他的。好笑的是，终结皇权唯一能控制的太监＆特务集团的，是大明皇帝崇祯，八千女鬼魏厂公上吊后，崇祯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
九边军队就更加不听话了。皇帝养的，基本上是将门的家奴私军，大头兵吃都吃不饱，军官把克扣下来的军饷拿去养“家丁”。所谓家丁，就是军官的家奴，家奴里头混得好的，被军官认作干儿子，干儿子也养家奴，认干孙子……有些还当了军官的女婿，比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之流……干儿子干孙子之间彼此联姻，比如祖大寿的妹妹嫁给儿子都已经很大的吴襄，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吴国贵的女儿外号“八面观音”，是郭壮图的儿媳妇……通过裙带关系勾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畸形杂种——将门集团，也就是说，国家的粮饷养肥的，是各级军官的家奴私军，这些人就算把明朝皇帝干掉也毫无心理负担——永历皇帝就是被吴三桂的干儿子吴国桂用弓弦勒死的。
《红楼梦》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嗯，据说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有道考题是《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啥，有人答“蒋宋孔陈”，好笑的是，蒋宋孔陈的模式和贾史王薛大同小异。
2.辽饷利益集团的形成
到万历年，野猪皮以“七大恨”为由造反，明王朝连吃败仗。尤其是在王化贞的指挥下，广宁之战惨败，辽东经略熊廷弼之前被王化贞架空，手里只有五千人，这时候王化贞把烂摊子丢给熊廷弼，熊廷弼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干脆将山海关外全部放弃，将军民全部撤回关内，关外物资全部销毁，让后金没东西可抢。
也活该熊廷弼倒霉，此人嘴巴臭，得罪了许多人，此时他没有得到国家的命令就放弃关外，虽说军事上是唯一选择，但这责任大了去了，没人给他说话，他自然就掉了脑袋。
再然后，野猪皮面对辽西走廊，很是蛋疼。
话说，野猪皮在造反后，在军事上倒是取得了一系列巨大胜利，却在政治上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辽东汉民在东江镇的支持下激烈反抗，对女真诸申的袭击接连不断，让后金军防不胜防，《满文老档》记载当时野猪皮下令诸申出行时必须十人以上结队，少一人罚一钱银子，少几人罚几钱。
为了便于震压辽东汉民的反抗，野猪皮采取了类似几百年后蝗军的“集团部落”政策，将辽东汉民强制迁移集中居住(蝗军的“集团部落”就是从野猪皮那学的)。汉民集中居住了，后金有限的军队就能很方便地震压。这种战略在巩固野猪皮强盗集团反洞统治的同时，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副作用：大量耕地抛荒的同时，集中居住的辽东汉民却严重缺乏耕地。这时期又是小冰河时期，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下，辽东的粮食生产被严重破坏，结果就是连年饥荒，到野猪皮死之前的那几年，粮食价格已经达到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被今天的人讽刺为“粮食卖毒品价”。缺乏粮食的辽东汉民，逃亡和反抗更加激烈，最后辽东汉民几乎死绝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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