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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程相续，创立洛学一脉以来，洛学便成为了奠定宋明理学基础的重要学派之一，然则在杨时活动的北宋年间，洛学虽然在士大夫之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却由于涉入了朝堂之上激烈的党争，致使站在旧党立场而与王安石新学相对立的洛学，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遇官方的明文严禁，受到重大的打击。
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赴浏阳知县任上，绕道洛阳，经游酢引荐，拜入程颐门下，此时正是在洛学第一次遭逢宋哲宗打击，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而由元佑年间直至宋徽宗即位之后，虽然程颐其间也曾有过短暂的遇赦复官的经历，然而却又旋即被追夺官爵，可以说迄至程颐逝世之日止，洛学为官方所禁的厄运，一直未曾解除。
宋徽宗放弃“建中靖国”的路线之后，对于洛学的打击，较诸哲宗皇帝更为严苛，甚至于“于是有旨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学”3]，禁绝讲学，而且将他的弟子如尹焞、张绎等“遂下河南府体究”4]，并且“尽逐学徒”5]，这次学禁足足持续了二十二年之久，一时之间，形成了“其（程颐）立言垂训为世之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6]的局面，杨时置身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坚持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成为了散布天下的洛学士子心目之中的中流砥柱。
这段时间内杨时的主要著述精力，放在了对二程语录的整理编纂以及对于程颐的《伊川易传》的校订上面。
由于洛学遭禁，朝廷又下令尽逐程颐门下弟子，是以一时洛学弟子，散布四方，而朝廷又禁绝洛学公开讲习，由此造成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洛学学说的传播只能由散布各地的弟子之间私下口耳相传。
程颐在讲学之时，有时常会举些“迂恠之论”7]以作为弟子们的反面例证，而在当时那种传播洛学不得不采取的口口相传的间接传递之中，在缺乏可靠文本记录的情况下，这些杂于正论之中的言说，却是难免“学者渐众，殊不可晓”，于是出现了杨时所忧心的“先生语录传之寝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处”8]的境况，是以杨时认为在这种时候，他作为程门最正统的传人之一，有责任对于二程语录“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9]，然后与游定夫、胡康候以及洛中“朱教授”等曾经当面与闻二程教诲的学者们“候寻便以书询求，异时更相校对”10]，然后再“稍加润色，共成一书”，希望能够借此厘定清楚真正正统的程门之学，使之播扬天下，“以传后学，不为无补”11]。
在洛学迭逢打击，学者四散的情况之下，杨时此举，无疑对于保存二程.真正学说，保证洛学学者能够在当时的条件得到最为正统的传承，而使洛学不至于真正沦丧成为迂诞之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时以维系洛学正统为己任的责任感，在他的《与游定夫书》中表露无遗：“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12]
二程以“天理”立论，完成了在北宋诸子相续推动下儒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化，构筑起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渊源乃自儒家经典之中拈出，而其最终的完成，则也必须落实在以理学的思想体系来对于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上面。
据《二程遗书》卷十八所载，有人问程颐：“闻有《五经解》，可成乎？”13]可见虽然直至朱熹才完成了以理学体系遍注儒经的工作，但早在程颐在世之时，就已然有了意欲以自己的理学体系，来重新解注儒家经典的想法。而程颐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惟《易》须亲撰，诸经则关中诸公分去，以某说撰成之。”1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程颐对于解注《易经》的工作的重视，杨时所谓：“先生道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15]，确非虚言。
由于当时处于理学草创之初，理学学说之中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未曾来得及讨论，学生们也比较难以熟练地使用理学系统的概念，来重新解注儒家经典，是以斯后程颐的弟子刘绚、谢缇均都曾作《春秋传》，但程颐却对于他们的成果很不满意。因此，作为程颐所惟一传世的《伊川易传》，诚可谓是当时惟一的一部系统地以理学体系的概念来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重新解释的范本，在二程乃至整个洛学的传承当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由于当时洛学及程颐本人迭逢打击的局势，《伊川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是以“以其书授门人张绎”，但张绎在程颐去世之后一年内也自与世长辞，于是“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16]
在杨时校订《伊川易传》之时，由于张绎亡故后，其书散亡，从而造成了其时《伊川易传》“旧本西人传之以多”，但是“学者无善本”。而杨时则通过其友谢显道，得到了程颐先生《伊川易传》的手稿，据其在《校正伊川易传后序》里说：“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但是由于其间不知经历了何等辗转，这些手稿已然是“错乱重复，几不可读”，是以杨时花费了经年累月的时间，对于《伊川易传》进行重新校订，“去其错乱重复，逾年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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