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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判方式都是偏颇与有害的。在以法严刑酷而著称的秦朝，奉行的是“客观归罪”的司法原则，如在秦律中规定“奴妾盗主罪”重于一般盗窃罪，那么盗窃主人的父母是按“盗主论”，还是按一般盗窃罪论处？按秦律规定：“同居者为盗主，不同居不为盗主。”这是典型的只依据事实存在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归罪的例子。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秦简中又何止一二？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秦的审判活动中，对于包括政治犯罪在内的一切刑事案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根据事实适用法律”，并且“在审判活动中，依据事实适用法律的原则是违背不得的。”秦朝的这种审判思想与方法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相当沉重的，汉初思想家们在反思之时，相应地注意到了“主观归罪”的思想和方法。如“原心论罪”等原则的运用，不仅否定了前朝偏重“客观归罪”的精神，并且使汉朝的审判思想有了新的面目，使“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得以有机结合。正如董仲舒所说，司法审判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可见“春秋决狱”的实行，在审判上既重其“事”(犯罪事实)又察其“志”(犯罪动机)，从而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审判思想和审判方针。至于像桓宽等人片面夸大行为人心理状态的作用，说什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从“客观归罪”跳到“主观归罪”，这不能归咎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那只不过是另一些思想家由于对“春秋决狱”思想认识的偏转而走向另一极端而已。
“春秋决狱”的消极影响
以上所论，概述了“春秋决狱”的积极一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其一，首次在历史上以例代律、以例坏律，破坏成文法的严肃性。当我们认为在成文法不完善时，适度创制、运用判例，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立法和司法方法，自有其积极作用和肯定的价值。但正如真理再向前越过一步便为谬误一样，“春秋决狱”如果过了头，就会走向其反面，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如董仲舒提出的审判案件“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的主观和客观相兼顾的论罪方法，本是很具价值的思想主张，不失为当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策略。但在审判实践中，当司法官把它推至仅凭“志恶”和“志善”而决定罪之大小、刑之轻重时，一个好的原则便变成了一项恶的主张，势必将司法审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观归罪”之深渊。如果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看动机不重事实，那实际上是司法官在置法律而不顾(特别在决断疑狱时)，从而破坏了成文法典和法律的权威性。因此，“春秋决狱”在历史上首开以例破律之先河，其历史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二，为酷吏舞文弄墨，任意“出入人罪”开了方便之门。“春秋决狱”之风盛行，可能连董仲舒也未曾预料的是，本有抑制酷吏滥施刑罚之意的“春秋决狱”在实践中往往又演变为酷吏恣意妄行、肆杀无辜的武器。由于集礼义之大全的《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加上后人各自的注释，使一部《春秋》更是“大义”难窥。当依据《春秋》决狱时，司法官每每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经义根据，在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司法官在审判时，势必断章取义，高下随意，这就便于他们（特别是酷吏）“出入人罪”，残害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