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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业税率是：“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宋史－食货－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宋史－食货－茶下》）崇宁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宋史－食货－会计》）若采用“住税”的标准，即“每千钱算三十”来度量，崇宁时期“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诸州商税）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
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
北宋从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权，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覆亡，长达202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存在很大的难度，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
3.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
水利工程：熙宁十年秋天，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经奋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小城，创木岸四”，填平了为拦洪筑堤、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灵平埽，水不复至”。苏轼《奖谕敕记》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国家专项开达3044万，米1800余斛（宋代1斛=5斗），累计用工7043人。
北宋时，杭州钱塘江航运，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潮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先是，“章献皇后临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内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起僧舍，以拯溺者”。尔后，为了解决“长淮之险”，又兴建了“龟山河”工程，“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江中仍有“浮山之险”。苏轼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浮山峙于江中，来往船只触礁沉没，“公私亡失，不知一岁凡几千万”。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提出了开凿“石门运河”工程，并山而东，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凿岭六十五丈”，“度用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福建、两浙士民，听说要“开石门”，“万口同声，以为莫大无穷之利”。（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2）文化设施工程：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吉州旧学在夫子庙，校舍狭窄，拟新建学校，筹集到社会捐资“钱一百五十万”，用劳力“二万一千工”，“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后，学者常有300多人。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吉州学记〈庆历四年〉》）苏轼在《南安军学记》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他说“南安之学，甲于江西”，校舍建设“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而官方投资为“钱九万三千”贯。
寺院建设。徐州荐诚禅院，建有“铁浮屠十有三级，高百二十尺”。继而又建造“五百罗汉”，花费“钱五百万”，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苏轼专门作《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认为：“论首，作事难；作首，成事难。”“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钱塘、临安县所管“钱氏坟庙”，由于庙宇旧屋“木植朽损”，“一百余年不曾修治，例皆损塌”，修复工程费用为“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苏轼《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湘潭县药师院建造“释迦佛、十八罗汉塑像”，欧阳修说“凡用钱二十万”。（《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景祐三年〉》）
（3）公署、营房修缮工程：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公署“官舍城门楼橹仓库”“大段隳坏”，“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军资甲仗库，尤为损坏”，“使院屋倒，压伤手分书手二人”，“鼓角楼摧，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苏轼奏请修缮“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需要开“四万余贯”。（苏轼《乞赐度牒修庙宇状》）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一是“修盖营房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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