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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在帝力于我何有的环境下，他们什么离经叛道的事都做得出。
在海外殖民及拓展海上贸易上，英国不算最早却最成功，为了殖民地人民“安居乐业”和保障本国商船的安全，英国在十八世纪初叶便想尽办法对付海盗，所谓“想尽办法”，是有时拉拢收为己用有时则格杀勿论。事实上，在处理海盗问题上，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表露无遗。
1702年，英国卷入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4），为了增强海上力量，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亦征用海盗船为国家服务，“改邪归正”亦即被“招安”的海盗便是privateer；这种权宜措施不但令英海军声势大增，而且一举解决了海盗劫掠本国商船的困扰；海盗成为海军“助手”，条件是海军对它们眼开眼闭，任由它们掠夺敌国商船而所有“战利品”归海盗瓜分。面对这种“不可抗力”的诱因，privateer更积极抢掠敌国商船和攻击敌舰。显而易见，在安全获保证之下，privateers迅速扩大；可是，当战争结束时，协议不再有效，他们只有回到从前，继续海盗生涯，这等于海盗队伍突然壮大。
如何解决海盗问题，英国人终于度出一条妙计。1717年，英廷委派立有战功的前privateer船长罗杰斯（woodesrogers）为巴哈马（1647年英人已在此安营立寨；1783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总督，其任务是扫荡盘踞于区内星罗棋布海岛的海盗，以利英国海运；至1721年6月他奉召回国时，巴哈马海域的海盗基本上已被肃清，所谓“肃清”是指海盗已失去陆上基地，只能四海为家，没有后勤补给，海盗元气大伤。罗杰斯不仅在海盗史上大大有名，他还因为抢救因沉船而流落荒岛的商船船长a.selkirk而名垂文学史，因为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便是以selkirk为原型。
战争结束后，为了人尽其才，英廷纷纷委派海军精英分子前往海外殖民地，以取代那些“不情愿和无效率”的殖民地官员。和罗杰斯相同，他们的任务亦是扫荡海盗；可由于当时战事刚完，国库空虚，海军补给及人手皆不足，比如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舰只，必须回英补充粮食，以西印度粮食比英国本土昂贵数倍；正因为补给困难，英舰上的人手低于常规编制，加上维修亦规定要回本土船坞，结果是海盗船无论在装备和士气都比海军佳，海军剿匪的成绩遂差强人意。
各国海军日益壮大，海盗从肆无忌惮横行四海转而只能“昼伏夜出”进行偷袭，不过，海盗盛世虽成过去，但他们继续在非沿岸和加勒比海诸岛间活动，期间英国决心成为海上霸主，筹足军费扩充海军，终于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把海盗赶入“穷巷”；看海盗史，在上述海域活动的海盗，其黄金期不足五十年，但在世界海图上，海盗从来不曾绝迹，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非洲和亚洲海域出没的海盗仍严重至“海军大国”要万里迢迢派遣舰只前往“灾区”保护本国商船。
李逊有提及中国海盗，唯只得寥寥数语，在后记“海上劫掠的盛衰”，他说十八世纪加勒比海盗黄金时期褪色后，继之崛起的是十九世纪在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海盗；和西洋海盗不同，中国海盗人数以万计，他估计最多可能达十五万之众。
李逊对中国海盗可说完全无知，这不是他无法阅读中文，可能是无法把中国海盗行为与经济学挂钩而故意把之忽略，因为有关的英文著作多的是，他不会不知道，事实上要写一章中国海盗并无困难。
有关中国海盗的“西书”，举几本市上有售的便有高斯1932年出版的《海上劫掠史》，有“日本和中国（海盗）”一章；著名海盗史家柯定利编辑的《海盗》（d.cordingly：pirates，jppress，1998）副题是“……南中国海公海的恐怖活动”，第十章专论“中国海盗”；上面提及康士谈那本《海盗史》（有柯定利写的长序），亦在第十章写“远东的海盗活动”，对中国海盗的着墨最多，其中分“贼船”（thejunk；详细介绍海盗船的数量及武备）和“海盗传略”（pirateprofile），内收国姓爷（kuohsingyeh）、郑一（chingyih〔chengi〕）及不知其何许人的shap'ng-tsai三名大盗。这些专书中对郑一的太太郑一嫂的描述，引发阿根廷大小说家jorgeluisborges的兴趣并写成短篇小说《女海盗郑寡妇》，笔者未读这篇小说，无话可说。
国姓爷是郑成功，因唐王朱聿健赐姓朱因号国姓爷，但以赐姓作为人名，是不通中文的外国人张冠李戴的“杰作”，该书索引且以yeh为姓，令笔者看得一头雾水，细读其行状，方知是郑成功。至于郑一，原名郑文显，为广东新安海盗大头子郑连昌之子，与其堂兄郑七齐名，均为1800年前后南中国海著名海盗；郑氏堂兄弟本来联合行动，但郑七早年在一次劫掠活动中被击毙，旧部遂归郑一旗下；郑一促成广东海盗联盟，成立红旗帮。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郑一麾下海盗停泊在香港鲤鱼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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