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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继承人时曾说“端王（即宋徽宗）为人轻浮，不能让他君临天下”。因此，章惇被迫先后5次上表请求辞去政务上越州。九月初一，宋徽宗以章惇“扈从灵驾没有尽职而”被罢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职务，以特进、改任越州知州。陈瓘、李清臣等人认为这样对章惇的“责罚太轻”，又提出“章惇在绍圣年间设立审查元祐诉状局”，编类元祐党人章疏，对元祐党人施以“残酷刑罚”与贬窜，受害者一千余家，应当加重依法.论处，十月初三遂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并罚令潭州安置。当时审查局的审查官安惇、蹇序辰也同时被取消入仕资格归里。
三月十八日，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兼侍读、修撰国史的蔡京被以曾经依附章惇支持恢复熙宁、元丰新法而罢去职务，诏令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两个无实权之虚衔，并逐出朝廷出任太原府知府。三月十九日，曾布竭力在徽宗面前攻击蔡京、蔡卞“心怀奸谋、危害朝政，党羽遍布朝廷内外，善良之人誓不与他们共事”“若留蔡京不出京师，自己就不能安位。”当时，因皇太后向氏认为《神宗实录》被元祐朝篡改毁坏，现在更难易换他人修撰，所以于四月初二又诏令蔡京仍旧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暂时留在京城负责继续编修。
此后至九月间，守旧派的殿中侍御史陈师锡、龚夬与台谏左正言陈瓘、御史中丞丰稷等人又相继弹劾蔡京“迷国误朝”“锐于改作”“治理文及甫狱案以报私仇”“结交内侍太监希图大用”等，要求“正蔡京之罪”，但均未被徽宗马上采纳。当蔡京修撰完《神宗实录》后，即于十月初三被贬降为端明殿学士、任永兴军知军。十一月初一，在蔡京未前往赴任时，又下令改蔡京任江宁府知府。这时，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要求“重行黜责，以示至公”。陈师锡等人也弹劾蔡京“罪大责轻”，且“抗旨不尊”，拖延时间不去赴任。因此，蔡京旋于十一月初五被撤销江宁府知府官职，而降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宫观闲职，令其居住杭州，并以30个月为任，以示惩罚。
五月，殿中侍御史龚夬说蔡卞（蔡京之弟）“侍奉君上不忠，内怀奸心”，要求给予“黜贬惩罚”。台谏官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丰稷、张庭坚又接连弹劾蔡卞，说：蔡京、蔡卞“互相勾结作恶，迷惑国家，贻误朝廷”；在绍圣、元符初时，章惇和蔡卞“窃用耍弄权柄，陷哲宗皇帝于有罪过的境地”“为害甚大，乞正典刑”。五月十九日，蔡卞被罢去尚书右丞职务，出任江宁府知府；比部员外郎董必，出任兴国军知军，知无为军舒亶降任监潭州南岳庙，他们都被认为是蔡卞的“同党”。九月二十一日，蔡卞又被撤免原职，改任提举洞霄宫闲职，限令太平州居住；成都府知府路昌衡、郓州知州吕嘉问，都改任分司南京，罚光州居住；张商英由中书舍人贬为龙图阁侍制、河北都转运使；范镗由给事中贬为龙图阁侍制、瀛州知州同。因为他们都被作为章惇、蔡卞的“同党”而同时撤职。后来，一些辅政大臣提出对蔡卞“处罚太轻”，陈次升说“蔡卞所作的坏事，不在章惇之下”，于十一月初五被降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仍旧罚太平州居住，旋即改罚池州居住。
七月初一，宋徽宗尊奉皇太后向氏诏命，停止共同听政。七月初三，知枢密院事曾布主张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让改革派（新党）与守旧派（旧党）同执朝政。曾布对宋徽宗说：“一边不能重用苏轼、苏辙，一边不能重用蔡京、蔡卞”，因为他们“各怀有私怨，互相仇视加害”“只要别让这两派得势，天下就太平无事”。十月初九，曾布升任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知陈州曾肇写信给曾布说：现在担任辅政大臣、侍从官员、台谏官员的，还有不少都是曾经给章惇、蔡卞效力的人，一旦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他们首先肯定要推出章惇、蔡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十一月二十九日，侍御史陈次升进言说：曾布在枢密院任职时，迎合附从宰相韩忠彦，大肆发动边境战事。近来担任宰相又专擅权力，轻待同列官员，自作主张，提拔亲友，任用门生，要求依法严惩。